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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知青生活

2019-11-30来源:西安汽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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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部分知青回村探望乡亲合影


|张桂英

1973年我初中毕业,以30%升学率升入高中。没过几天,校团委让我们这些刚上高中原初中班的班干部,到未能升入高中的同学家做上山下乡动员工作。不去吧,学校有要求,去吧,面对未能升高中正心中窝火的同学们难以启齿。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硬着头皮去了,到了同学家,我没讲大道理,讲明来意后,和他(她)们说:“知青插队是大势所趋,谁也躲不过去,早走一步也许会早回来,我高中毕业后也要去插队”。同学们都很理解我的苦衷,没有一个讲怪话发脾气的,都按要求到了下乡插队的地方。

19757月我高中毕业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仍如火如荼地进行。新政策规定初高中毕业子女,可选一人留在父母身边。因姐姐和哥哥都有了工作,我不符合留城条件,第一批报名去自治区建委设在卓资县碌碡坪公社坝壕子大队不浪沟小队知青点插队。

1974年下乡插队知青合影


依依送别



下乡插队要求报名后即刻报到。为此,妈妈开始为我准备行装,留城的部分同学给我买来了脸盆、镜子、香皂、毛巾和肥皂等生活用品。与我同窗五年多的刘爱茹同学买了一块儿羊毛条毡送到我家。


临走的前一天,妈妈带我到呼市旧城最好的饭馆麦香村吃了一顿馅饼。还没有迈进麦香村的门,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落坐后,妈妈问我,想吃啥?我说:“馅饼”。当服务员把一盘馅饼端上来时,我馋的直流口水,一张馅饼不一会儿就进肚了,这时我发现,妈妈一直呆呆地看着我吃,自己没动筷子。我恍然大悟,明天我就要去下乡插队了,妈妈是心里难受,吃不下去。


懵懂启程


第二天,天气晴朗,艳阳高照。我早早起床,认真梳洗打扮了一番。穿了一件粉色的确凉上衣和一条咖色涤纶裤子,把两根不算长的辫子编了又编。吃过早饭后,听到门口有说话声,出去一看,原来是爸爸单位政工科长王叔叔接我来了。寒暄过后,爸爸妈妈和我把行李装在车上,一起坐上吉普车向下乡的地方驶去。


汽车启动不久,我的心情开始不安起来,望着车外掠过的街景和行人,心里在想,我已经不是呼市市民了,户口马上就要落在我插队的地方。什么时候能回来,是一个未知数。

汽车出城后,沿着京包公路向东行驶,大约走了近两个多小时,看到了旗下营的斗金山,不一会儿又过了大黑河桥。一路没吭声的母亲问道:“这是啥地方,上坡下沟又过河,还有多远”?只听正和爸爸聊天的王叔叔答道:嫂子,马上就要到了,这是建委为干部子女设的知青点,虽然在山边,但离呼市不太远,通火车和汽车,回家挺方便的。建委很重视这项工作,每年下派一名带队干部负责知青的管理工作,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目前正着手盖知青集体宿舍,冬天烧的炭和柴由建委直属各单位提供,孩子们受不了冷冻。你尽管放心!

1975年下乡插队知青合影


又过了一会儿,汽车停在了村子一家农户门前。一下车就看到前来迎接的生产队刘队长和刚收工回村的知青,还有围观的村民们。为了欢迎我,队里还特意杀了一只羊,看着满脸笑容的村支书和热情的知青同伴们,我心里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一顿饭的功夫很快过去了,当队长和知青们过来与我爸妈及王叔叔告别时,我意识到就要离开亲人,在这个山村里生活了,恋恋不舍的心情涌上心头。妈妈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你身体单薄,不要逞强,悠着点干,不会不懂的请教贫下中农和知青姐妹们,想家了就回来看看”。说话间妈妈的眼泪就流了下来。听着妈妈的话我也想哭,硬是忍着没让眼泪流出来,强装笑容地安慰妈妈说:您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干出个样子来让爸妈看。

汽车伴着尘土飞扬,越走越远,这时听到村民中有人私语:“这姑娘瘦弱的,一股风就能吹倒,咋能干了村里的营生”。听着这些议论,望着汽车消失的小路,霎那间我的眼睛模糊了,泪水夺眶而出。知青哥姐们都过来安慰,我擦干眼泪提出马上跟他们一起到地里干活去的要求,被他(她)们劝住,先让我留在家里帮着做饭。

知青宿舍暂住社员家腾出来的两间老屋,晚饭是和从呼市赶来看望沈迎姐的弟弟共同做的:熬红豆粥,馏中午剩下的炖羊肉和花卷,我只会拉风箱。等哥姐们一进门,饭已做好。

晚上我和知青姐姐们紧挨着睡在一条炕上,听她们讲去年秋天,洪水冲走了河滩地里的莜麦个子,刚插队不久的知青伙伴儿们奋不顾身,跳进洪水去捞莜麦的经历。介绍了这个知青点刚组建一年,沈湘姐是知青组长(第一任),他们大多数是74届高中毕业,早我一年下乡,我算是第二批,加我男女共十二人。

第一次出工


我们村座落在旗下营平顶山下的大黑河对面,属丘陵地带,沟壑纵横。社员们住的都是自掏窑洞和土坯房,四角落地的土砖结构房子极为罕见。农田东一块西一块,零零散散,分布在坡沟与河槽两侧,全都是旱地,靠天吃饭。

我下乡的时候正值秋收,第二天吃过早饭,我穿上新球鞋,拿上镰刀兴高采烈地和知青们站在饲养院的坡上,听到队长用铁锤敲打木桩上钢轨传来的声音后,向麦田走去。一路上闻着庄稼地里散发出的独特味道,听着村里传来的公鸡打鸣和羊叫声,感到新鲜、奇特和舒畅。

到达麦地后,每人先分了三垄麦子,起伏不平的坡洼地到地头大约一畛长(400米),队长让我试着先割两垄。沈迎和朝英姐挨着我,手把手地教我割麦子的方法。第一次使用镰刀割麦我一下学不会,两手让麦秸扎的生疼,满头汗水,腰疼的站起来就不想再弯下,新球鞋上划的都是镰刀印,望着太阳一动不动挂在天上,心里又急又气。会割的人都下到了洼地,不见了踪影,唯独我那两垄麦子还在坡上随风舞动。后面跟着捆麦子的连宽大叔急了,一边捆,一边帮我割,嘴里不停地念叨,这女女咋能做成个营生。已经到了地头的知青们,看我还没上来,又返回来,大家一起动手,帮我割完剩余的麦子,感动的我眼圈发红,不知如何是好。

下午出工时间更长,太阳落山才能回家。第一次出工就遇上割麦子的农活,让我浑身酸软,腰疼的像断了一样,早晨出来的那种新奇和舒畅感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

在困难面前,我没被吓倒,硬是咬牙坚持下来,后来慢慢学会了种地、锄地、割地、打圪塄、修梯田、炸石头、建扬水站、脱莜麦、挑担送粪、打井等农活。

在家的时候,是妈妈和俩姐姐做饭,我只会拉风箱。知青点做饭是轮班制,我边干边学,半年后学会了搓莜面、炸糕、蒸馒头、炒菜、烩菜、腌酸白菜等做饭手艺,逐步融入到了知青当中,和当地老百姓的差别越来越小。

黑夜守场


割倒的庄稼,拉到场面需要经过码垛、晾晒、碾打、扬簸,最后才能留种子、交公粮、分口粮。我所在的村很穷,那时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准搞副业。社员家里人口多劳力少的经常吃不饱饭,年年吃返销粮。我们知青头一年吃国家供应粮,第二,三年有生活补贴,自己养活自己,没挨饿。饿怕了的村民们为了填饱肚子,想尽了办法。在场面干活的时候,有人想多弄点粮食吃,就穿上大号鞋,在黄豆堆里趟来趟去,把豆子灌在鞋里,回家倒掉后再来趟,闹出了许多笑话。秋打期间,每天打下的粮食不能按时入库,需要留在场面里。队里怕堆场面里的粮食被人偷盗。就由返乡青年和知青组成了民兵护粮队,负责夜间看场。

部分女知青合影


那天轮我和朝英姐值班,我守前半夜,她守后半夜。晚饭后,我穿上棉大衣,挎上半自动步枪来到场面,在一堆堆打了灰印(防止偷盗做的记号)的粮堆周围来回走动。夜深了,村里各家各户的灯逐步熄灭,四周一片黢黑,只有场面上的哪几盏灯亮着。夜风很凉,我感到有些寒冷害怕,就来到距离场面不远的牛马棚里,躯倦在饲料堆上,听着牛马吃草料的声音,微风吹着接触不良的电线,晃来晃去,牛马棚里灯光忽明忽暗,昏昏欲睡中我开始想妈妈了……不一会儿听到有脚步声,我赶快起身来到场面,原来是小队民兵排长前来查岗。等他们离开之后,四周又恢复了寂静。我没了睡意,继续在场面里来回溜达。午夜时分,忽然一块儿石头落在场面中央,我警惕并恐惧的大声喊道:谁?只听笑声传过来,原来是朝英姐接班来了。她说:试一下你的胆子大小。我回答说:这种玩笑最好不要开,吓的我出了一身冷汗。第二天,朝英姐告诉我,就在昨晚住在饲养院的五保户大爷不知啥时辰去世了,是她守场发现后喊来队长给老人穿好衣服抬入库房的。我听后心里害怕极了,幸亏昨晚我是在牛马棚待着,没进饲养院。如果让我发现此景,非吓死不可。

搬到新家


1975年年底自治区建委出资为我们知青在大队驻地的坡边盖起了八间砖瓦结构的宿舍和一间小会议室,并配备了桌椅板凳、锅碗瓢勺、橱柜、炉具、鼓风机、水缸等生活必需品。住进新房,我们心里特别高兴!每到上下工,顺着河槽边的乡间小路,唱着歌儿,周而复始地往返在到生产队的五里土路上。

1976年下乡插队知青合影


1976年的夏天,经社员大会民主选举,知青当中的冯沈迎当上了生产队长,李朝英当了保管员兼机房磨面员,我当了妇女队长兼义务赤脚医生。担任了村官的姐仨心里很清楚,这是队里和社员对我们的信任,没有理由推辞,必须挑起担子,尽心尽责地干好工作。上任之后,所要考虑和处理的事情繁杂了很多,住在大队知青点有诸多不便。我们和带队干部商量决定再从知青点搬回队里住。就这样我们姐仨离开了条件优越的知青宿舍,住进了小队一家农户的小柴货房里。柴货房子没顶棚,一下雨就漏,一天夜里下雨,熟睡中的我们没有及时发现,黝黑的椽檩被雨水浸泡后,流下的黑水滴在了被子上。早晨一看,湿漉漉的花被子变了模样,染上去的黑颜色怎么也洗不掉,真让人哭笑不得。

如果遇上下暴雨,屋里就下起了小雨,我们把塑料布吊在房内四角,用大小盆子、缸子等器皿接雨水,做不成饭,就撑起雨伞炝锅。

房门走风漏雨不说,夏天蚊子、跳蚤、臭虫咬的我们浑身是包,挠破后流脓水。冬天早晨起床后,不严实家门被风吹打,顺着门缝飘进来的霜雪依稀可见,说话嘴里吐着白气,冻的浑身哆嗦。只有钻进被窝,搭上厚厚的棉衣棉裤,躺在土炕上,才能慢慢暖和过来。

尽管条件如此艰苦,可我们在农村大干一场的激情一点没减。我们姐仨为了不辜负队委会和乡亲们的重托,不分季节,一年四季都很忙。腊月底回呼市,初五刚过就一起返回村里。起五更睡半夜,忘我的奉献精神受到了大小队和社员们的好评。沈迎姐除了带领社员们干好地里农活之外,还想方设法让村民脱贫,冒着被撤职的风险,托关系从呼市买来铁丝,组织社员加工刺丝(牧区草场用的网围栏),卖掉后增加生产队的收入,那年年底决算,队里终于从一个工0.13元提高到了0.38元,让村民们看到了希望。

部分女知青合影


朝英姐性格耿直,为人处事心地善良,不失原则。她担任生产队保管员兼机房磨面员,随叫随到。看到有损集体利益的行为敢于上前阻拦,护秋中,她发现一社员进集体地里挑野菜,踩踏庄稼,她抢过来箩头全部倒掉。在给社员分粮的时候,她负责往口袋里装粮食,过秤公平,从不偏三向四。她不怕脏不嫌累,挑着担子到各家陶厕所,全部倒在队里的大粪堆上。

由于知青个个都争先恐后,大干苦干,表现突出,知青中的大队妇联主任候月霞、第二任知青组长兼小队实验田负责人秦剑晟,生产队长冯沈迎,第一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朝英姐在1979年初(回城前夕)也光荣的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也写了入党申请书,由于插队时间短,没能实现入党愿望,至今遗憾。

一次吓出冷汗的训练


知青训练合影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准备打仗的年月里,人们的敌情观念都很强,民兵组织在农村的政治舞台上非常活跃。小队有民兵排,大队有民兵连,民兵配发枪支弹药,子弹和手榴弹在大队武器库中存放。公社武装部年年要求大队组织基干民兵军事训练。训练主要有队列、刺杀、投弹、射击基础战术等科目。每次训练,我都积极参加,且能刻苦学习军事技能。在队列训练中,由于我的动作规范标准,经常做示范给大家看。

最让人兴奋不已的是实弹射击,开始用的是7.62半自动步枪,后来换成全自动,不用打一枪拉一次栓了。那时候枪支弹药管理不严,民兵每次训练中都可以从公社武装部那里领回很多子弹,集训结束后,民兵手里都有多余子弹。

第一次实弹射击时,我因心里紧张,没有精确瞄准,闭着眼睛就扣动扳机,结果五发子弹几乎全部脱靶。后来掌握了三点成一线的瞄准要领,打的越来越准了,每次成绩都在良好以上。

第一次投掷手榴弹,更是害怕,因为拧开后盖后,把引弹环套在小拇指上,扔出去就爆炸。轮到我投了,拿起手榴弹心跳加速,腿也发抖。此刻心里明白,如果投不出去,或者一松手把手榴弹掉在脚下,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时听到趴在安全地带,担任现场指挥的民兵连长大声喊:不要怕,投出去。我鼓起勇气,使出吃奶的劲把手榴弹扔下了山沟,轰的一声巨响,手榴弹爆炸了,一看小拇指上还套着拉线环,吓出了我一身冷汗。

唱戏


旗下营一带的农村虽然不富裕,但村民们特别爱红火,有过大年办红火的习俗。在冬天没事的农闲季节,各村都组建文艺宣传队进行演出。我们村二连宽大叔,过去唱过二人台,家里有乐器。成立了宣传队后,我和李朝英,冯沈迎都参加了。小学校就是排练室,每天晚上,我们一起学唱二人台传统曲目,用二人台调配上紧跟形势的歌词演唱。而后带着排好的节到公社和邻近村演出,受到了当地村民们的热烈欢迎。演出走到那里,都会美美地吃上一顿,他们用烙油饼炒鸡蛋或杀鸡宰羊款待我们,不仅丰富了农村的文化生活,而且还有工分可挣。

2003年部分女知青在原知青宿舍门前合影


逃票



我们小队一没水地,二没副业,靠天吃饭,家家户户都穷得很,最差的年限年底核算每个工0.13元。也就是说,男劳力干一天挣满工10分,能分0.13元,女劳力干一天挣8分,能分0.10元。一年到头累死累活,去掉分口粮扣的钱,能分到红(现金)的没几家。落户在小队知青也不例外,国家的生活补贴和分红,只够买日常生活必需品,又不好意思向家里伸手要钱,谁兜里都没有多少富余钱,日子过的很艰苦。

记得我们结伴回呼市,坐火车尽可能不买票。出村往北过河后,走不远就到了平顶山下的蒙古营火车站,那时候蒙古营到呼市火车票价是一块钱。就这样,我们也不舍得买,遇到查票的就往两节车厢结合部走,列车员让我们出示车票时,我们就低下头红着脸小声说,没买,我们是知青没钱。列车员一听,同情的会意一笑,啥也不说走开了。

第一次吃驴肉


我刚当妇女队长后,村里的姑娘不服气!想耍笑我一下,那天我领着她们锄谷子,这项营生不好干,需要蹲着用小锄头锄去草,再把谷苗分开间距。农村妇女们手拿锄头左劈右砍,一会儿就到了地头,坐在那里歇着。等我锄到地头,她们又往回返。我使出浑身解数,也追不上她们。队长看到后,过来说,桂英你不要锄了,去检查她们的质量,谁锄的不干净就返工扣工分。有队长撑腰,她们再也不敢和我作对了。按照队里要求,我们提前完成了锄谷子任务。恰巧,队里的一头小毛驴从山上摔下来,跌断了腿。生产队长让把毛驴杀了,专门分给锄谷子的妇女一人半斤。那是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吃驴肉,味道香极啦。

我们的后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插队之后,知青点又先后来了三批弟妹(分别落户在相对富裕的南营子和小白彦沟)。自治区建工局的子弟(下乡插队一年多),第一批抽调去了土贵乌拉地质队,内蒙古华建子弟宋姐也回城安排工作了。

1977年知青合影


1977年恢复高考,沈迎姐和秦剑晟大哥榜上有名,我名落孙山。当欢送他(她)们离开的时候,我心里很难受。尤其是我一个人送沈迎姐回呼市到内大报到时,在赶往火车站的路上,看着她背着被子就要离开去上大学高兴的样子,我既为她感到高兴又有说不出的感觉。当火车开动的那一刹那,我泪如雨下。望着远去的列车,我无精打采地含泪向来时的原路返回……

2003年李朝英和笔者(后排左一)跟原来小队政治队长夫妻合影


他们走后不久,在带队干部的建议下,我和朝英姐又从队里搬回了知青点。秦大哥(第二任知青组长)一走,我由原来分管伙食的知青副组长荣升为组长。继续兼任村里的妇女队长和义务赤脚医生。

我上初高中时参加了红医班,在五年多的暑寒假里,分别到356医院和回民区医院学会的针灸注射技术,在下乡插队期间真正派上了用场。记得有一天沈迎姐因误食了刚从地里起出来,只用衣角擦了擦就吃下的胡萝卜,引起上吐下泻,肚疼难忍,我及时采用针灸疗法稳定住了病情。曾给一位肝癌晚期,吐血不止,家人都不敢看的大爷注射过利尿针。曾按大队赤脚医生的吩咐和一位病毒性肺炎憋的小脸发青不到四岁的小男孩儿的妈妈,昼夜轮流陪孩子三天三夜,给孩子打针喂药,直到退烧病情稳定后才离去。被我用针灸疗法治好腰腿疼,头疼脑热,感冒咳嗽等常见病的乡亲们,给我送来玉米、小米和鸡蛋,还多次邀请我到家吃饭以表谢意。

1977年恢复高考,大多数知青都请假回家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因知青点调剂伙食每年喂一头猪,离不开喂食又没人看门,身为知青组长的我只能选择留下,有几天宿舍只剩我一人留守,天黑不敢住,就央求附近住的农村姑娘陪我做伴儿。朝英姐回来后,我俩相互鼓励,一起挑灯夜战,复习功课。成绩公布后,我和朝英姐都名落孙山。第二年接着考,朝英姐差8分未被录取,大学梦破灭。我为保险报考了中专,十个志愿,填了九个卫校,公社还特意出具了我下乡插队期间,为社员送医送药的事迹材料。没想到由于乌盟报考中专人数过多,录取名额有限,我上了分数线,去卓资县参加体检后,不懂得及时托关系找人走后门,最后告知我差录取线5分未被录取,彻底破灭了白衣天使梦。

19794月我和朝英姐一起选调回城,进了内蒙古安装公司第二工程处,我当了水暖工,她当了钳工。 19858月我调入內蒙古工商银行呼市支行,一直干到退休。

2003年部分女知青在原知青宿舍门前合影


四十多年过去,知青岁月依然历历在目,时时魂牵梦绕着我。人们常描写我们这一代人是:生下不久就挨饿,上学不久就停课,毕业去下乡,回城下岗丢工作,房子用钱买,生儿育女就一个。可我无怨无悔!我为自己曾经是一名下乡插的队知青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本文作者:张桂英,笔名莹莹。一九五六年六月出生,呼和浩特市人,银行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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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了一个后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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